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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小小说:灵魂在别处   

2014-03-21 06:45:00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知识分子嘛,不是纯粹的行政干部,所以说起话来显得有点不尴不尬。再者,这不是1957年了,整个话语环境变了,训斥不合时宜了,该用什么语气、姿态、腔调讲话,领导上还真有点拿捏不准,所以就使得整场谈话带上了一种犹犹豫豫的气氛。 整个谈话的基调无非是“研究无禁区,宣传有纪律”。这是一个比较理直气壮、耳熟能详的说法。我一听,要犯牛脾气:研究,没错儿,我是搞研究的。可宣传从何说起呀。我又不是搞宣传的,我只是发布研究结果,所说的话都是我自己的研究心得,我的观点。我是在替领导上宣传吗?不是呀。我平生最痛恨的就是“宣传”这个词,我宁肯去上吊也不愿去宣传。所以“宣传有纪律”这句话跟我无关呀。文不对题呀。纳着纳着闷儿,谈话结束了。 后来我私下里问领导上,到底这次是什么来头呀?他是个憨厚人,骗人的话不会说,详情又不便透露,只能一叠声地说:反正是上头来的,不是普通老百姓。后来我从其他渠道倒是听到了一个版本:是某位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说,你们该管管这个人的嘴了。于是就有了前述的一幕。但是毕竟不是“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”的年代了,而这人也不是皇上,所以没有弄到文字狱的程度,只是警示一下写个报告也就了结了。我觉得现在咱们的基层行政干部也不像原来了,能把上面糊弄过去就行了,也不很较真儿,要不然不会给我这么容易过关的。 其实我说什么了,几乎什么也没说。说过一句单身人的“一夜情”是有权利的,不必像97年刑法流氓罪取消之前那样抓去坐牢;说过“换偶”的人是有权利的,不必像97年流氓罪取消之前那样枪毙;还介绍过同性恋、虐恋、多边恋的情况。仅此而已。如果我真说了什么,恐怕早就判11年徒刑了,我这不是还没说什么呢嘛。 其实我这人有点胆小,有点自私,有点贪图安逸,有点虚无主义。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:人生是无意义的。一切最终都

     

知识分子嘛,不是纯粹的行政干部,所以说起话来显得有点不尴不尬。再者,这不是1957年了,整个话语环境变了,训斥不合时宜了,该用什么语气、姿态、腔调讲话,领导上还真有点拿捏不准,所以就使得整场谈话带上了一种犹犹豫豫的气氛。 整个谈话的基调无非是“研究无禁区,宣传有纪律”。这是一个比较理直气壮、耳熟能详的说法。我一听,要犯牛脾气:研究,没错儿,我是搞研究的。可宣传从何说起呀。我又不是搞宣传的,我只是发布研究结果,所说的话都是我自己的研究心得,我的观点。我是在替领导上宣传吗?不是呀。我平生最痛恨的就是“宣传”这个词,我宁肯去上吊也不愿去宣传。所以“宣传有纪律”这句话跟我无关呀。文不对题呀。纳着纳着闷儿,谈话结束了。 后来我私下里问领导上,到底这次是什么来头呀?他是个憨厚人,骗人的话不会说,详情又不便透露,只能一叠声地说:反正是上头来的,不是普通老百姓。后来我从其他渠道倒是听到了一个版本:是某位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说,你们该管管这个人的嘴了。于是就有了前述的一幕。但是毕竟不是“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”的年代了,而这人也不是皇上,所以没有弄到文字狱的程度,只是警示一下写个报告也就了结了。我觉得现在咱们的基层行政干部也不像原来了,能把上面糊弄过去就行了,也不很较真儿,要不然不会给我这么容易过关的。 其实我说什么了,几乎什么也没说。说过一句单身人的“一夜情”是有权利的,不必像97年刑法流氓罪取消之前那样抓去坐牢;说过“换偶”的人是有权利的,不必像97年流氓罪取消之前那样枪毙;还介绍过同性恋、虐恋、多边恋的情况。仅此而已。如果我真说了什么,恐怕早就判11年徒刑了,我这不是还没说什么呢嘛。 其实我这人有点胆小,有点自私,有点贪图安逸,有点虚无主义。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:人生是无意义的。一切最终都    活到了58岁,突然想明白一件事:这些年间上班呀、开会呀、接受采访呀、给别人颁奖呀、自己去领奖呀,那全都是我的躯壳,不是我本人。整个一个行尸走肉。灵魂在别处。

活到了58岁,突然想明白一件事:这些年间上班呀、开会呀、接受采访呀、给别人颁奖呀、自己去领奖呀,那全都是我的躯壳,不是我本人。整个一个行尸走肉。灵魂在别处。 一种熟悉的感觉:在发言之前,心脏开始狂跳,担心的是什么呢?怕说不好?希望听的人印象深?虚荣心?同样的感觉出现在要和(发音:胡)一把大牌的时候,已经听(发音:去声)了好几圈了,就等这一张砍单儿牌,心也是这么跳的。其实又不是什么决定命运的事,又不真在乎那几块钱。无论是32块,64块,都不会要了我的命吧,可心就是狂跳。也许它纯粹是因为期待小概率事件的突然出现在跳。 除了这两种情况,我在所有的场合出现,做所有的事的时候,大约都是行尸走肉。灵魂在别处。 我已经到达了宠辱不惊的境界。这些年,在杂志上登照片,上封面,网上点击量上两千万(那是新浪。腾讯跟我说早就三千万了,我说,怎么可能,他们说,架不住我们天天推荐呀),我都没什么感觉。那天,“领导上”(王小波《红拂夜奔》用语)很严重地把我叫到小会议室谈话,我也没有什么感觉。 同事神秘兮兮地问我:看见领导上那儿写报告呢,大标题是关于你的问题的报告,出什么事儿啦?我说:我这儿也纳闷呢。要说是有人写告状信吧,那不是每天每,常有的事嘛,那天领导上还拿着一封带着批示的告状信给我看呢,一笔破字,前言不搭后语,根本不忍卒读,左不过是些“社会责任心”哪,“社会伦理”“社会道德”之类的屁话。可既然是领导上举着,我也不得不假装看了两眼。听说上领导那里告状的电话也快打爆了,弄得他们不胜其烦。先是想在读者告状信上写个批示对我警示一下,后来也不了了之了。这次怎么了?不会是吃错药了吧? 一正式开会,平常亲亲热热的人也不得不板起脸来,就像戴上了副面具。因为不习惯,因为还没完全学会打官腔,毕竟是

    一种熟悉的感觉:在发言之前,心脏开始狂跳,担心的是什么呢?怕说不好?希望听的人印象深?虚荣心?同样的感觉出现在要和(发音:胡会灰飞烟灭,了无痕迹。所以我做什么事都不怎么较真儿。我只要碰到墙上就一定会回头,回到自己的安乐窝去。我没有献身的激情。我还达不到我那个好朋友的境界。记得那年她跟我说,我总想为什么事情献身,可是一直找不到值得我献身的事情。她的母亲是一位解放前的地下工作者,曾经被捕受过酷刑。我一见到她母亲,就肃然起敬,就想到她的理想主义和献身精神,自愧弗如。朋友的献身激情肯定有遗传的成分。我不成。要是解放前,我敢不敢参加革命?我想,即使参加,也最多是跟大部队,不敢做地下工作,神经受不了。献身献到受酷刑的程度也不一定能坚持住。万一做了叛徒那可是害人又害己,还不如一开始就别参加。 有人说,要想在最短时间了解一个陌生文化,就应当看小说。我想把我这里写的当作第一人称的小说。人们可以从中了解我们所处的环境,我们真实的经历,我们微妙的心理活动。写到这儿,已经犯了写小说的大忌讳:导演跑前台说戏来了。就此打住吧。一把大牌的时候,已经听(发音:去声)了好几圈了,就等这一张砍单儿牌,心也是这么跳的。其实又不是什么决定命运的事,又不真在乎那几块钱。无论是32块,会灰飞烟灭,了无痕迹。所以我做什么事都不怎么较真儿。我只要碰到墙上就一定会回头,回到自己的安乐窝去。我没有献身的激情。我还达不到我那个好朋友的境界。记得那年她跟我说,我总想为什么事情献身,可是一直找不到值得我献身的事情。她的母亲是一位解放前的地下工作者,曾经被捕受过酷刑。我一见到她母亲,就肃然起敬,就想到她的理想主义和献身精神,自愧弗如。朋友的献身激情肯定有遗传的成分。我不成。要是解放前,我敢不敢参加革命?我想,即使参加,也最多是跟大部队,不敢做地下工作,神经受不了。献身献到受酷刑的程度也不一定能坚持住。万一做了叛徒那可是害人又害己,还不如一开始就别参加。 有人说,要想在最短时间了解一个陌生文化,就应当看小说。我想把我这里写的当作第一人称的小说。人们可以从中了解我们所处的环境,我们真实的经历,我们微妙的心理活动。写到这儿,已经犯了写小说的大忌讳:导演跑前台说戏来了。就此打住吧。64块,都不会要了我的命吧,可心就是狂跳。也许它纯粹是因为期待小概率事件的突然出现在跳。

会灰飞烟灭,了无痕迹。所以我做什么事都不怎么较真儿。我只要碰到墙上就一定会回头,回到自己的安乐窝去。我没有献身的激情。我还达不到我那个好朋友的境界。记得那年她跟我说,我总想为什么事情献身,可是一直找不到值得我献身的事情。她的母亲是一位解放前的地下工作者,曾经被捕受过酷刑。我一见到她母亲,就肃然起敬,就想到她的理想主义和献身精神,自愧弗如。朋友的献身激情肯定有遗传的成分。我不成。要是解放前,我敢不敢参加革命?我想,即使参加,也最多是跟大部队,不敢做地下工作,神经受不了。献身献到受酷刑的程度也不一定能坚持住。万一做了叛徒那可是害人又害己,还不如一开始就别参加。 有人说,要想在最短时间了解一个陌生文化,就应当看小说。我想把我这里写的当作第一人称的小说。人们可以从中了解我们所处的环境,我们真实的经历,我们微妙的心理活动。写到这儿,已经犯了写小说的大忌讳:导演跑前台说戏来了。就此打住吧。    除了这两种情况,我在所有的场合出现,做所有的事的时候,大约都是行尸走肉。灵魂在别处。

    我已经到达了宠辱不惊的境界。这些年,在杂志上登照片,上封面,网上点击量上两千万(那是新浪。腾讯跟我说早就三千万了,我说,怎么可能,他们说,架不住我们天天推荐呀),我都没什么感觉。那天,知识分子嘛,不是纯粹的行政干部,所以说起话来显得有点不尴不尬。再者,这不是1957年了,整个话语环境变了,训斥不合时宜了,该用什么语气、姿态、腔调讲话,领导上还真有点拿捏不准,所以就使得整场谈话带上了一种犹犹豫豫的气氛。 整个谈话的基调无非是“研究无禁区,宣传有纪律”。这是一个比较理直气壮、耳熟能详的说法。我一听,要犯牛脾气:研究,没错儿,我是搞研究的。可宣传从何说起呀。我又不是搞宣传的,我只是发布研究结果,所说的话都是我自己的研究心得,我的观点。我是在替领导上宣传吗?不是呀。我平生最痛恨的就是“宣传”这个词,我宁肯去上吊也不愿去宣传。所以“宣传有纪律”这句话跟我无关呀。文不对题呀。纳着纳着闷儿,谈话结束了。 后来我私下里问领导上,到底这次是什么来头呀?他是个憨厚人,骗人的话不会说,详情又不便透露,只能一叠声地说:反正是上头来的,不是普通老百姓。后来我从其他渠道倒是听到了一个版本:是某位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说,你们该管管这个人的嘴了。于是就有了前述的一幕。但是毕竟不是“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”的年代了,而这人也不是皇上,所以没有弄到文字狱的程度,只是警示一下写个报告也就了结了。我觉得现在咱们的基层行政干部也不像原来了,能把上面糊弄过去就行了,也不很较真儿,要不然不会给我这么容易过关的。 其实我说什么了,几乎什么也没说。说过一句单身人的“一夜情”是有权利的,不必像97年刑法流氓罪取消之前那样抓去坐牢;说过“换偶”的人是有权利的,不必像97年流氓罪取消之前那样枪毙;还介绍过同性恋、虐恋、多边恋的情况。仅此而已。如果我真说了什么,恐怕早就判11年徒刑了,我这不是还没说什么呢嘛。 其实我这人有点胆小,有点自私,有点贪图安逸,有点虚无主义。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:人生是无意义的。一切最终都领导上知识分子嘛,不是纯粹的行政干部,所以说起话来显得有点不尴不尬。再者,这不是1957年了,整个话语环境变了,训斥不合时宜了,该用什么语气、姿态、腔调讲话,领导上还真有点拿捏不准,所以就使得整场谈话带上了一种犹犹豫豫的气氛。 整个谈话的基调无非是“研究无禁区,宣传有纪律”。这是一个比较理直气壮、耳熟能详的说法。我一听,要犯牛脾气:研究,没错儿,我是搞研究的。可宣传从何说起呀。我又不是搞宣传的,我只是发布研究结果,所说的话都是我自己的研究心得,我的观点。我是在替领导上宣传吗?不是呀。我平生最痛恨的就是“宣传”这个词,我宁肯去上吊也不愿去宣传。所以“宣传有纪律”这句话跟我无关呀。文不对题呀。纳着纳着闷儿,谈话结束了。 后来我私下里问领导上,到底这次是什么来头呀?他是个憨厚人,骗人的话不会说,详情又不便透露,只能一叠声地说:反正是上头来的,不是普通老百姓。后来我从其他渠道倒是听到了一个版本:是某位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说,你们该管管这个人的嘴了。于是就有了前述的一幕。但是毕竟不是“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”的年代了,而这人也不是皇上,所以没有弄到文字狱的程度,只是警示一下写个报告也就了结了。我觉得现在咱们的基层行政干部也不像原来了,能把上面糊弄过去就行了,也不很较真儿,要不然不会给我这么容易过关的。 其实我说什么了,几乎什么也没说。说过一句单身人的“一夜情”是有权利的,不必像97年刑法流氓罪取消之前那样抓去坐牢;说过“换偶”的人是有权利的,不必像97年流氓罪取消之前那样枪毙;还介绍过同性恋、虐恋、多边恋的情况。仅此而已。如果我真说了什么,恐怕早就判11年徒刑了,我这不是还没说什么呢嘛。 其实我这人有点胆小,有点自私,有点贪图安逸,有点虚无主义。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:人生是无意义的。一切最终都(王小波《红拂夜奔》用语)很严重地把我叫到小会议室谈话,我也没有什么感觉。

同事神秘兮兮地问我:看见领导上那儿写报告呢,大标题是关于你的问题的报告,出什么事儿啦?我说:我这儿也纳闷呢。要说是有人写告状信吧,那不是每天每,常有的事嘛,那天领导上还拿着一封带着批示的告状信给我看呢,一笔破字,前言不搭后语,根本不忍卒读,左不过是些知识分子嘛,不是纯粹的行政干部,所以说起话来显得有点不尴不尬。再者,这不是1957年了,整个话语环境变了,训斥不合时宜了,该用什么语气、姿态、腔调讲话,领导上还真有点拿捏不准,所以就使得整场谈话带上了一种犹犹豫豫的气氛。 整个谈话的基调无非是“研究无禁区,宣传有纪律”。这是一个比较理直气壮、耳熟能详的说法。我一听,要犯牛脾气:研究,没错儿,我是搞研究的。可宣传从何说起呀。我又不是搞宣传的,我只是发布研究结果,所说的话都是我自己的研究心得,我的观点。我是在替领导上宣传吗?不是呀。我平生最痛恨的就是“宣传”这个词,我宁肯去上吊也不愿去宣传。所以“宣传有纪律”这句话跟我无关呀。文不对题呀。纳着纳着闷儿,谈话结束了。 后来我私下里问领导上,到底这次是什么来头呀?他是个憨厚人,骗人的话不会说,详情又不便透露,只能一叠声地说:反正是上头来的,不是普通老百姓。后来我从其他渠道倒是听到了一个版本:是某位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说,你们该管管这个人的嘴了。于是就有了前述的一幕。但是毕竟不是“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”的年代了,而这人也不是皇上,所以没有弄到文字狱的程度,只是警示一下写个报告也就了结了。我觉得现在咱们的基层行政干部也不像原来了,能把上面糊弄过去就行了,也不很较真儿,要不然不会给我这么容易过关的。 其实我说什么了,几乎什么也没说。说过一句单身人的“一夜情”是有权利的,不必像97年刑法流氓罪取消之前那样抓去坐牢;说过“换偶”的人是有权利的,不必像97年流氓罪取消之前那样枪毙;还介绍过同性恋、虐恋、多边恋的情况。仅此而已。如果我真说了什么,恐怕早就判11年徒刑了,我这不是还没说什么呢嘛。 其实我这人有点胆小,有点自私,有点贪图安逸,有点虚无主义。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:人生是无意义的。一切最终都社会责任心会灰飞烟灭,了无痕迹。所以我做什么事都不怎么较真儿。我只要碰到墙上就一定会回头,回到自己的安乐窝去。我没有献身的激情。我还达不到我那个好朋友的境界。记得那年她跟我说,我总想为什么事情献身,可是一直找不到值得我献身的事情。她的母亲是一位解放前的地下工作者,曾经被捕受过酷刑。我一见到她母亲,就肃然起敬,就想到她的理想主义和献身精神,自愧弗如。朋友的献身激情肯定有遗传的成分。我不成。要是解放前,我敢不敢参加革命?我想,即使参加,也最多是跟大部队,不敢做地下工作,神经受不了。献身献到受酷刑的程度也不一定能坚持住。万一做了叛徒那可是害人又害己,还不如一开始就别参加。 有人说,要想在最短时间了解一个陌生文化,就应当看小说。我想把我这里写的当作第一人称的小说。人们可以从中了解我们所处的环境,我们真实的经历,我们微妙的心理活动。写到这儿,已经犯了写小说的大忌讳:导演跑前台说戏来了。就此打住吧。哪,社会伦理会灰飞烟灭,了无痕迹。所以我做什么事都不怎么较真儿。我只要碰到墙上就一定会回头,回到自己的安乐窝去。我没有献身的激情。我还达不到我那个好朋友的境界。记得那年她跟我说,我总想为什么事情献身,可是一直找不到值得我献身的事情。她的母亲是一位解放前的地下工作者,曾经被捕受过酷刑。我一见到她母亲,就肃然起敬,就想到她的理想主义和献身精神,自愧弗如。朋友的献身激情肯定有遗传的成分。我不成。要是解放前,我敢不敢参加革命?我想,即使参加,也最多是跟大部队,不敢做地下工作,神经受不了。献身献到受酷刑的程度也不一定能坚持住。万一做了叛徒那可是害人又害己,还不如一开始就别参加。 有人说,要想在最短时间了解一个陌生文化,就应当看小说。我想把我这里写的当作第一人称的小说。人们可以从中了解我们所处的环境,我们真实的经历,我们微妙的心理活动。写到这儿,已经犯了写小说的大忌讳:导演跑前台说戏来了。就此打住吧。”“社会道德之类的屁话。可既然是领导上举着,我也不得不假装看了两眼。听说上领导那里告状的电话也快打爆了,弄得他们不胜其烦。先是想在读者告状信上写个批示对我警示一下,后来也不了了之了。这次怎么了?不会是吃错药了吧?

一正式开会,平常亲亲热热的人也不得不板起脸来,就像戴上了副面具。因为不习惯,因为还没完全学会打官腔,毕竟是知识分子嘛,不是纯粹的行政干部,所以说起话来显得有点不尴不尬。再者,这不是1957年了,整个话语环境变了,训斥不合时宜了,该用什么语气、姿态、腔调讲话,领导上还真有点拿捏不准,所以就使得整场谈话带上了一种犹犹豫豫的气氛。

知识分子嘛,不是纯粹的行政干部,所以说起话来显得有点不尴不尬。再者,这不是1957年了,整个话语环境变了,训斥不合时宜了,该用什么语气、姿态、腔调讲话,领导上还真有点拿捏不准,所以就使得整场谈话带上了一种犹犹豫豫的气氛。 整个谈话的基调无非是“研究无禁区,宣传有纪律”。这是一个比较理直气壮、耳熟能详的说法。我一听,要犯牛脾气:研究,没错儿,我是搞研究的。可宣传从何说起呀。我又不是搞宣传的,我只是发布研究结果,所说的话都是我自己的研究心得,我的观点。我是在替领导上宣传吗?不是呀。我平生最痛恨的就是“宣传”这个词,我宁肯去上吊也不愿去宣传。所以“宣传有纪律”这句话跟我无关呀。文不对题呀。纳着纳着闷儿,谈话结束了。 后来我私下里问领导上,到底这次是什么来头呀?他是个憨厚人,骗人的话不会说,详情又不便透露,只能一叠声地说:反正是上头来的,不是普通老百姓。后来我从其他渠道倒是听到了一个版本:是某位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说,你们该管管这个人的嘴了。于是就有了前述的一幕。但是毕竟不是“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”的年代了,而这人也不是皇上,所以没有弄到文字狱的程度,只是警示一下写个报告也就了结了。我觉得现在咱们的基层行政干部也不像原来了,能把上面糊弄过去就行了,也不很较真儿,要不然不会给我这么容易过关的。 其实我说什么了,几乎什么也没说。说过一句单身人的“一夜情”是有权利的,不必像97年刑法流氓罪取消之前那样抓去坐牢;说过“换偶”的人是有权利的,不必像97年流氓罪取消之前那样枪毙;还介绍过同性恋、虐恋、多边恋的情况。仅此而已。如果我真说了什么,恐怕早就判11年徒刑了,我这不是还没说什么呢嘛。 其实我这人有点胆小,有点自私,有点贪图安逸,有点虚无主义。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:人生是无意义的。一切最终都

整个谈话的基调无非是会灰飞烟灭,了无痕迹。所以我做什么事都不怎么较真儿。我只要碰到墙上就一定会回头,回到自己的安乐窝去。我没有献身的激情。我还达不到我那个好朋友的境界。记得那年她跟我说,我总想为什么事情献身,可是一直找不到值得我献身的事情。她的母亲是一位解放前的地下工作者,曾经被捕受过酷刑。我一见到她母亲,就肃然起敬,就想到她的理想主义和献身精神,自愧弗如。朋友的献身激情肯定有遗传的成分。我不成。要是解放前,我敢不敢参加革命?我想,即使参加,也最多是跟大部队,不敢做地下工作,神经受不了。献身献到受酷刑的程度也不一定能坚持住。万一做了叛徒那可是害人又害己,还不如一开始就别参加。 有人说,要想在最短时间了解一个陌生文化,就应当看小说。我想把我这里写的当作第一人称的小说。人们可以从中了解我们所处的环境,我们真实的经历,我们微妙的心理活动。写到这儿,已经犯了写小说的大忌讳:导演跑前台说戏来了。就此打住吧。研究无禁区,宣传有纪律。这是一个比较理直气壮、耳熟能详的说法。我一听,要犯牛脾气:研究,没错儿,我是搞研究的。可宣传从何说起呀。我又不是搞宣传的,我只是发布研究结果,所说的话都是我自己的研究心得,我的观点。我是在替领导上宣传吗?不是呀。我平生最痛恨的就是知识分子嘛,不是纯粹的行政干部,所以说起话来显得有点不尴不尬。再者,这不是1957年了,整个话语环境变了,训斥不合时宜了,该用什么语气、姿态、腔调讲话,领导上还真有点拿捏不准,所以就使得整场谈话带上了一种犹犹豫豫的气氛。 整个谈话的基调无非是“研究无禁区,宣传有纪律”。这是一个比较理直气壮、耳熟能详的说法。我一听,要犯牛脾气:研究,没错儿,我是搞研究的。可宣传从何说起呀。我又不是搞宣传的,我只是发布研究结果,所说的话都是我自己的研究心得,我的观点。我是在替领导上宣传吗?不是呀。我平生最痛恨的就是“宣传”这个词,我宁肯去上吊也不愿去宣传。所以“宣传有纪律”这句话跟我无关呀。文不对题呀。纳着纳着闷儿,谈话结束了。 后来我私下里问领导上,到底这次是什么来头呀?他是个憨厚人,骗人的话不会说,详情又不便透露,只能一叠声地说:反正是上头来的,不是普通老百姓。后来我从其他渠道倒是听到了一个版本:是某位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说,你们该管管这个人的嘴了。于是就有了前述的一幕。但是毕竟不是“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”的年代了,而这人也不是皇上,所以没有弄到文字狱的程度,只是警示一下写个报告也就了结了。我觉得现在咱们的基层行政干部也不像原来了,能把上面糊弄过去就行了,也不很较真儿,要不然不会给我这么容易过关的。 其实我说什么了,几乎什么也没说。说过一句单身人的“一夜情”是有权利的,不必像97年刑法流氓罪取消之前那样抓去坐牢;说过“换偶”的人是有权利的,不必像97年流氓罪取消之前那样枪毙;还介绍过同性恋、虐恋、多边恋的情况。仅此而已。如果我真说了什么,恐怕早就判11年徒刑了,我这不是还没说什么呢嘛。 其实我这人有点胆小,有点自私,有点贪图安逸,有点虚无主义。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:人生是无意义的。一切最终都宣传这个词,我宁肯去上吊也不愿去宣传。所以宣传有纪律这句话跟我无关呀。文不对题呀。纳着纳着闷儿,谈话结束了。

知识分子嘛,不是纯粹的行政干部,所以说起话来显得有点不尴不尬。再者,这不是1957年了,整个话语环境变了,训斥不合时宜了,该用什么语气、姿态、腔调讲话,领导上还真有点拿捏不准,所以就使得整场谈话带上了一种犹犹豫豫的气氛。 整个谈话的基调无非是“研究无禁区,宣传有纪律”。这是一个比较理直气壮、耳熟能详的说法。我一听,要犯牛脾气:研究,没错儿,我是搞研究的。可宣传从何说起呀。我又不是搞宣传的,我只是发布研究结果,所说的话都是我自己的研究心得,我的观点。我是在替领导上宣传吗?不是呀。我平生最痛恨的就是“宣传”这个词,我宁肯去上吊也不愿去宣传。所以“宣传有纪律”这句话跟我无关呀。文不对题呀。纳着纳着闷儿,谈话结束了。 后来我私下里问领导上,到底这次是什么来头呀?他是个憨厚人,骗人的话不会说,详情又不便透露,只能一叠声地说:反正是上头来的,不是普通老百姓。后来我从其他渠道倒是听到了一个版本:是某位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说,你们该管管这个人的嘴了。于是就有了前述的一幕。但是毕竟不是“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”的年代了,而这人也不是皇上,所以没有弄到文字狱的程度,只是警示一下写个报告也就了结了。我觉得现在咱们的基层行政干部也不像原来了,能把上面糊弄过去就行了,也不很较真儿,要不然不会给我这么容易过关的。 其实我说什么了,几乎什么也没说。说过一句单身人的“一夜情”是有权利的,不必像97年刑法流氓罪取消之前那样抓去坐牢;说过“换偶”的人是有权利的,不必像97年流氓罪取消之前那样枪毙;还介绍过同性恋、虐恋、多边恋的情况。仅此而已。如果我真说了什么,恐怕早就判11年徒刑了,我这不是还没说什么呢嘛。 其实我这人有点胆小,有点自私,有点贪图安逸,有点虚无主义。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:人生是无意义的。一切最终都后来我私下里问领导上,到底这次是什么来头呀?他是个憨厚人,骗人的话不会说,详情又不便透露,只能一叠声地说:反正是上头来的,不是普通老百姓。后来我从其他渠道倒是听到了一个版本:是某位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说,你们该管管这个人的嘴了。于是就有了前述的一幕。但是毕竟不是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的年代了,而这人也不是皇上,所以没有弄到文字狱的程度,只是警示一下写个报告也就了结了。我觉得现在咱们的基层行政干部也不像原来了,能把上面糊弄过去就行了,也不很较真儿,要不然不会给我这么容易过关的。

知识分子嘛,不是纯粹的行政干部,所以说起话来显得有点不尴不尬。再者,这不是1957年了,整个话语环境变了,训斥不合时宜了,该用什么语气、姿态、腔调讲话,领导上还真有点拿捏不准,所以就使得整场谈话带上了一种犹犹豫豫的气氛。 整个谈话的基调无非是“研究无禁区,宣传有纪律”。这是一个比较理直气壮、耳熟能详的说法。我一听,要犯牛脾气:研究,没错儿,我是搞研究的。可宣传从何说起呀。我又不是搞宣传的,我只是发布研究结果,所说的话都是我自己的研究心得,我的观点。我是在替领导上宣传吗?不是呀。我平生最痛恨的就是“宣传”这个词,我宁肯去上吊也不愿去宣传。所以“宣传有纪律”这句话跟我无关呀。文不对题呀。纳着纳着闷儿,谈话结束了。 后来我私下里问领导上,到底这次是什么来头呀?他是个憨厚人,骗人的话不会说,详情又不便透露,只能一叠声地说:反正是上头来的,不是普通老百姓。后来我从其他渠道倒是听到了一个版本:是某位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说,你们该管管这个人的嘴了。于是就有了前述的一幕。但是毕竟不是“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”的年代了,而这人也不是皇上,所以没有弄到文字狱的程度,只是警示一下写个报告也就了结了。我觉得现在咱们的基层行政干部也不像原来了,能把上面糊弄过去就行了,也不很较真儿,要不然不会给我这么容易过关的。 其实我说什么了,几乎什么也没说。说过一句单身人的“一夜情”是有权利的,不必像97年刑法流氓罪取消之前那样抓去坐牢;说过“换偶”的人是有权利的,不必像97年流氓罪取消之前那样枪毙;还介绍过同性恋、虐恋、多边恋的情况。仅此而已。如果我真说了什么,恐怕早就判11年徒刑了,我这不是还没说什么呢嘛。 其实我这人有点胆小,有点自私,有点贪图安逸,有点虚无主义。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:人生是无意义的。一切最终都其实我说什么了,几乎什么也没说。说过一句单身人的一夜情会灰飞烟灭,了无痕迹。所以我做什么事都不怎么较真儿。我只要碰到墙上就一定会回头,回到自己的安乐窝去。我没有献身的激情。我还达不到我那个好朋友的境界。记得那年她跟我说,我总想为什么事情献身,可是一直找不到值得我献身的事情。她的母亲是一位解放前的地下工作者,曾经被捕受过酷刑。我一见到她母亲,就肃然起敬,就想到她的理想主义和献身精神,自愧弗如。朋友的献身激情肯定有遗传的成分。我不成。要是解放前,我敢不敢参加革命?我想,即使参加,也最多是跟大部队,不敢做地下工作,神经受不了。献身献到受酷刑的程度也不一定能坚持住。万一做了叛徒那可是害人又害己,还不如一开始就别参加。 有人说,要想在最短时间了解一个陌生文化,就应当看小说。我想把我这里写的当作第一人称的小说。人们可以从中了解我们所处的环境,我们真实的经历,我们微妙的心理活动。写到这儿,已经犯了写小说的大忌讳:导演跑前台说戏来了。就此打住吧。是有权利的,不必像97 活到了58岁,突然想明白一件事:这些年间上班呀、开会呀、接受采访呀、给别人颁奖呀、自己去领奖呀,那全都是我的躯壳,不是我本人。整个一个行尸走肉。灵魂在别处。 一种熟悉的感觉:在发言之前,心脏开始狂跳,担心的是什么呢?怕说不好?希望听的人印象深?虚荣心?同样的感觉出现在要和(发音:胡)一把大牌的时候,已经听(发音:去声)了好几圈了,就等这一张砍单儿牌,心也是这么跳的。其实又不是什么决定命运的事,又不真在乎那几块钱。无论是32块,64块,都不会要了我的命吧,可心就是狂跳。也许它纯粹是因为期待小概率事件的突然出现在跳。 除了这两种情况,我在所有的场合出现,做所有的事的时候,大约都是行尸走肉。灵魂在别处。 我已经到达了宠辱不惊的境界。这些年,在杂志上登照片,上封面,网上点击量上两千万(那是新浪。腾讯跟我说早就三千万了,我说,怎么可能,他们说,架不住我们天天推荐呀),我都没什么感觉。那天,“领导上”(王小波《红拂夜奔》用语)很严重地把我叫到小会议室谈话,我也没有什么感觉。 同事神秘兮兮地问我:看见领导上那儿写报告呢,大标题是关于你的问题的报告,出什么事儿啦?我说:我这儿也纳闷呢。要说是有人写告状信吧,那不是每天每,常有的事嘛,那天领导上还拿着一封带着批示的告状信给我看呢,一笔破字,前言不搭后语,根本不忍卒读,左不过是些“社会责任心”哪,“社会伦理”“社会道德”之类的屁话。可既然是领导上举着,我也不得不假装看了两眼。听说上领导那里告状的电话也快打爆了,弄得他们不胜其烦。先是想在读者告状信上写个批示对我警示一下,后来也不了了之了。这次怎么了?不会是吃错药了吧? 一正式开会,平常亲亲热热的人也不得不板起脸来,就像戴上了副面具。因为不习惯,因为还没完全学会打官腔,毕竟是年刑法流氓罪取消之前那样抓去坐牢;说过换偶 活到了58岁,突然想明白一件事:这些年间上班呀、开会呀、接受采访呀、给别人颁奖呀、自己去领奖呀,那全都是我的躯壳,不是我本人。整个一个行尸走肉。灵魂在别处。 一种熟悉的感觉:在发言之前,心脏开始狂跳,担心的是什么呢?怕说不好?希望听的人印象深?虚荣心?同样的感觉出现在要和(发音:胡)一把大牌的时候,已经听(发音:去声)了好几圈了,就等这一张砍单儿牌,心也是这么跳的。其实又不是什么决定命运的事,又不真在乎那几块钱。无论是32块,64块,都不会要了我的命吧,可心就是狂跳。也许它纯粹是因为期待小概率事件的突然出现在跳。 除了这两种情况,我在所有的场合出现,做所有的事的时候,大约都是行尸走肉。灵魂在别处。 我已经到达了宠辱不惊的境界。这些年,在杂志上登照片,上封面,网上点击量上两千万(那是新浪。腾讯跟我说早就三千万了,我说,怎么可能,他们说,架不住我们天天推荐呀),我都没什么感觉。那天,“领导上”(王小波《红拂夜奔》用语)很严重地把我叫到小会议室谈话,我也没有什么感觉。 同事神秘兮兮地问我:看见领导上那儿写报告呢,大标题是关于你的问题的报告,出什么事儿啦?我说:我这儿也纳闷呢。要说是有人写告状信吧,那不是每天每,常有的事嘛,那天领导上还拿着一封带着批示的告状信给我看呢,一笔破字,前言不搭后语,根本不忍卒读,左不过是些“社会责任心”哪,“社会伦理”“社会道德”之类的屁话。可既然是领导上举着,我也不得不假装看了两眼。听说上领导那里告状的电话也快打爆了,弄得他们不胜其烦。先是想在读者告状信上写个批示对我警示一下,后来也不了了之了。这次怎么了?不会是吃错药了吧? 一正式开会,平常亲亲热热的人也不得不板起脸来,就像戴上了副面具。因为不习惯,因为还没完全学会打官腔,毕竟是的人是有权利的,不必像97会灰飞烟灭,了无痕迹。所以我做什么事都不怎么较真儿。我只要碰到墙上就一定会回头,回到自己的安乐窝去。我没有献身的激情。我还达不到我那个好朋友的境界。记得那年她跟我说,我总想为什么事情献身,可是一直找不到值得我献身的事情。她的母亲是一位解放前的地下工作者,曾经被捕受过酷刑。我一见到她母亲,就肃然起敬,就想到她的理想主义和献身精神,自愧弗如。朋友的献身激情肯定有遗传的成分。我不成。要是解放前,我敢不敢参加革命?我想,即使参加,也最多是跟大部队,不敢做地下工作,神经受不了。献身献到受酷刑的程度也不一定能坚持住。万一做了叛徒那可是害人又害己,还不如一开始就别参加。 有人说,要想在最短时间了解一个陌生文化,就应当看小说。我想把我这里写的当作第一人称的小说。人们可以从中了解我们所处的环境,我们真实的经历,我们微妙的心理活动。写到这儿,已经犯了写小说的大忌讳:导演跑前台说戏来了。就此打住吧。年流氓罪取消之前那样枪毙;还介绍过同性恋、虐恋、多边恋的情况。仅此而已。如果我真说了什么,恐怕早就判11年徒刑了,我这不是还没说什么呢嘛。

活到了58岁,突然想明白一件事:这些年间上班呀、开会呀、接受采访呀、给别人颁奖呀、自己去领奖呀,那全都是我的躯壳,不是我本人。整个一个行尸走肉。灵魂在别处。 一种熟悉的感觉:在发言之前,心脏开始狂跳,担心的是什么呢?怕说不好?希望听的人印象深?虚荣心?同样的感觉出现在要和(发音:胡)一把大牌的时候,已经听(发音:去声)了好几圈了,就等这一张砍单儿牌,心也是这么跳的。其实又不是什么决定命运的事,又不真在乎那几块钱。无论是32块,64块,都不会要了我的命吧,可心就是狂跳。也许它纯粹是因为期待小概率事件的突然出现在跳。 除了这两种情况,我在所有的场合出现,做所有的事的时候,大约都是行尸走肉。灵魂在别处。 我已经到达了宠辱不惊的境界。这些年,在杂志上登照片,上封面,网上点击量上两千万(那是新浪。腾讯跟我说早就三千万了,我说,怎么可能,他们说,架不住我们天天推荐呀),我都没什么感觉。那天,“领导上”(王小波《红拂夜奔》用语)很严重地把我叫到小会议室谈话,我也没有什么感觉。 同事神秘兮兮地问我:看见领导上那儿写报告呢,大标题是关于你的问题的报告,出什么事儿啦?我说:我这儿也纳闷呢。要说是有人写告状信吧,那不是每天每,常有的事嘛,那天领导上还拿着一封带着批示的告状信给我看呢,一笔破字,前言不搭后语,根本不忍卒读,左不过是些“社会责任心”哪,“社会伦理”“社会道德”之类的屁话。可既然是领导上举着,我也不得不假装看了两眼。听说上领导那里告状的电话也快打爆了,弄得他们不胜其烦。先是想在读者告状信上写个批示对我警示一下,后来也不了了之了。这次怎么了?不会是吃错药了吧? 一正式开会,平常亲亲热热的人也不得不板起脸来,就像戴上了副面具。因为不习惯,因为还没完全学会打官腔,毕竟是

其实我这人有点胆小,有点自私,有点贪图安逸,有点虚无主义。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:人生是无意义的。一切最终都会灰飞烟灭,了无痕迹。所以我做什么事都不怎么较真儿。我只要碰到墙上就一定会回头,回到自己的安乐窝去。我没有献身的激情。我还达不到我那个好朋友的境界。记得那年她跟我说,我总想为什么事情献身,可是一直找不到值得我献身的事情。她的母亲是一位解放前的地下工作者,曾经被捕受过酷刑。我一见到她母亲,就肃然起敬,就想到她的理想主义和献身精神,自愧弗如。朋友的献身激情肯定有遗传的成分。我不成。要是解放前,我敢不敢参加革命?我想,即使参加,也最多是跟大部队,不敢做地下工作,神经受不了。献身献到受酷刑的程度也不一定能坚持住。万一做了叛徒那可是害人又害己,还不如一开始就别参加。

知识分子嘛,不是纯粹的行政干部,所以说起话来显得有点不尴不尬。再者,这不是1957年了,整个话语环境变了,训斥不合时宜了,该用什么语气、姿态、腔调讲话,领导上还真有点拿捏不准,所以就使得整场谈话带上了一种犹犹豫豫的气氛。 整个谈话的基调无非是“研究无禁区,宣传有纪律”。这是一个比较理直气壮、耳熟能详的说法。我一听,要犯牛脾气:研究,没错儿,我是搞研究的。可宣传从何说起呀。我又不是搞宣传的,我只是发布研究结果,所说的话都是我自己的研究心得,我的观点。我是在替领导上宣传吗?不是呀。我平生最痛恨的就是“宣传”这个词,我宁肯去上吊也不愿去宣传。所以“宣传有纪律”这句话跟我无关呀。文不对题呀。纳着纳着闷儿,谈话结束了。 后来我私下里问领导上,到底这次是什么来头呀?他是个憨厚人,骗人的话不会说,详情又不便透露,只能一叠声地说:反正是上头来的,不是普通老百姓。后来我从其他渠道倒是听到了一个版本:是某位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说,你们该管管这个人的嘴了。于是就有了前述的一幕。但是毕竟不是“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”的年代了,而这人也不是皇上,所以没有弄到文字狱的程度,只是警示一下写个报告也就了结了。我觉得现在咱们的基层行政干部也不像原来了,能把上面糊弄过去就行了,也不很较真儿,要不然不会给我这么容易过关的。 其实我说什么了,几乎什么也没说。说过一句单身人的“一夜情”是有权利的,不必像97年刑法流氓罪取消之前那样抓去坐牢;说过“换偶”的人是有权利的,不必像97年流氓罪取消之前那样枪毙;还介绍过同性恋、虐恋、多边恋的情况。仅此而已。如果我真说了什么,恐怕早就判11年徒刑了,我这不是还没说什么呢嘛。 其实我这人有点胆小,有点自私,有点贪图安逸,有点虚无主义。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:人生是无意义的。一切最终都有人说,要想在最短时间了解一个陌生文化,就应当看小说。我想把我这里写的当作第一人称的小说。人们可以从中了解我们所处的环境,我们真实的经历,我们微妙的心理活动。写到这儿,已经犯了写小说的大忌讳:导演跑前台说戏来了。就此打住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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